大声说话才能胜出我在报社做实习生时有幸师从一位孤陋寡闻的资深记者,老师洞悉世事,常常在谈笑间不经意地泄露天机。那天,他坐在办公桌前,轻描淡写地通知我,人的地位越高,发言声音就会越低。 其实,好多年以后,我才晓畅发言音量与社会地位间这种微妙的反比干系:贩夫走卒平头百姓人微言轻,纵然把声音提高八度,也不见得能有听众;而主要人物声音越低,越是有人围在身边拼命地伸着脖子听,也就因此越显得更减轻要。所以就算是天生的大嗓门,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主要,为了显示身份也得练着压低声音,像是19世纪欧洲淑媛们,宁可屏住呼吸也得套进提胸束腰的鲸(whale)鱼骨裙衬里,以免被人当作马夫的闺女(daughter)或鞋匠的妻子。 这只是中国人关于声音的众多看上去匪夷所思,其实奥妙无穷的哲学之一。 不过这些中式的声音哲学却很难跟老外注释清楚,就像之后,我坐在纽约的咖啡馆里,与一个美国朋友闲聊时所做的徒劳的努力。 这位朋友编辑着一个很草根的网上周刊,杂志的名字叫《不容错过的声音》。在一个七嘴八舌的嘈杂世界里,说者有太多的看法,听者也有太多的选择。势单力孤的草根阶层,必须借助像朋友的杂志这样的高音喇叭,当每个人都巴不得扯住别人的耳朵,通知你他的声音不容错过期,声音的传播只能遵循最原始的规律,有理也得声高。 所以当东方遭遇西方需要面对面出手过招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吃了哑巴亏有苦无处诉。不管是欲擒故纵的捻须沉吟,依然谦和蕴藉的正人之风,不是被当作智能不足,就是被看成自愿放弃,在吞吞吐吐或哑口无言中自生自灭。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对此心里最清楚。 结果就有华裔小学生,因为整个学期没有在课堂上讲过一句话,被老师认为有学习障碍,其实,他一言不发,只是因为妈妈告诫他开口前要先想好啦再说。又有在大公司任职的华裔雇员,每次与客户开会时,只要他的顶头上司在场,他就尽量不说或少说,心里想着把显示的机会留给上司,结果却以沉默寡言、不善与客户沟通为由被辞退。连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也说,她小时候从台湾来到美国时碰到的最大挑战,就是学会像美国人一样抢着发言和插嘴,只有学会了这个才有可能“融入主流”。占纽约人口12%的亚裔社区,只分到政府拨出的社会服务经费的1%,也是因为这个100多年前就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族群,直到最近才搞晓畅“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这多半会被看做“自以为是”,我们虽然常常在镜子面前自我膨胀,却早就学会在走出家门时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常常发些不疼不痒的牢骚,却早知道它在出口的那一刻就会随风飘散无迹可寻。我们其实不乏有棱有角的真知灼见,但往往是还没开口,就被自己心里收回的一声冷笑弄得无地自容,而忙不迭闭了嘴。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习惯悄无声息。 只有大声的人多了,声音才可能规复其本原的功能和形态。人们不用再整天绷紧着神经等着“于无声处听惊雷”,不用再担忧自己的声音吓到别人或吓到自己,发言也就有了底气。 想提高音量,最关头的也许并不是练嗓门儿,而是练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