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桂园的秘密——《我在碧桂园的1000天》读后感

　　碧桂园前CFO吴建斌的《我在碧桂园的1000天》一书，可能蕴含着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答案。

　　不得不充满敬意地说，吴建斌先生待人真诚，他不亢不卑，以朴实的文笔如实还原了当年的诸多工作场景，让我们得以有机会更准确地了解杨国强和碧桂园。

　　下面就谈谈我的认识，见笑了！

　　1）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

　　记得在TED上看过一个漫画家的演讲，他说很多人认为自己不会画画。但事实上，在他的带领下，现场观众轻松地画出了史努比等卡通形象。这位漫画家还说，他曾作为志愿者教中风的病人画画，这些病人好多半身不遂，但画得也出乎意料。

　　杨国强农民出身，如果以常人的想法，一辈子也就是种种田，打打工，把孩子们养育大。但谁也不会想到，三四年前他的目标居然是碧桂园销售收入突破1万亿元，成为房企一哥。

　　听起来很狂妄，很偏执是吧？我想吴建斌可能当时都觉得这老头儿有点儿好笑，杨惠妍也说：“一帮疯子。”但这世界也许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我们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平庸，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凡事还没开始就打退堂鼓了。

　　反过来说，如果你订的目标不好笑，那可能说明你订的目标还不够高。

　　2）打破思维框架的束缚。

　　吴建斌是典型的学院派，很高大上，他喜欢跟高盛、摩根史丹利和波士顿咨询公司这样的机构交流、合作。2014年，吴建斌对市场很悲观，他竟找了一个知名地产分析师，准备给莫斌和杨国强“洗洗脑”。这位分析师也比较极端化，把碧桂园模式批得那是体无完肤。此外，吴建斌还跟随当时潮流，推动碧桂园多元化，往金融方面发展。

　　但出人意料的是，杨国强不为所动，在类似的汇报会上，他不是站起来在后面背对发言人，就是一声不吭地走了，走！了！杨国强坚信碧桂园模式是正确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他选择坚守地产，坚持做多。

　　为什么事后来看杨国强做对了？我想说这样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学历高的人，自然懂一些所谓的理论和模型，但也容易陷入到这种框架里走不出来。

　　而没什么学历的人，脑子里自然没有什么固定的框架，好处是思维不会受到束缚，他们更接地气，更懂常识，所以，他们反而可能更能看透事物的本质。

　　试想，吴建斌这样一个在香港拥有一个四五十平方米、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湾的办公室的金融精英，怎么会比杨国强更了解小镇青年们的需求？

　　马云说，做企业不能听经济学家的。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经济学家的眼里，哪里都是风险，哪里都是泡沫，动不动就要崩溃。听他们的，你就什么都不要干了。

　　我很欣赏丘吉尔的一句话：“悲观主义者在每一个机会中看到困难，乐观主义者在每一个困难中看到机会。”

　　在2014年至2015年市场一片哀鸿之际，杨国强仍然下了拿地的死命令，拿不到地的就要卷铺盖走人！

　　当然，杨国强的这种乐观，是有原因的。现在来看，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熊市正是拿地的好时候；二是他了解小镇青年们的需求；三是他非常看好碧桂园模式。

　　有一次吴建斌主持召开集团财务方面的会议，第一天就被杨国强打断了，杨国强开始插入讨论“大平层”。第二天还是如此，最后导致这次会议不了了之。这让吴建斌(很不爽，因为在他心目中，户型设计与财务相比，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老板这么做，太不给面子了。但杨国强可能并不是故意的，相比财务，产品设计在他的心目中地位要重要得多。为什么？因为在碧桂园模式中，产品和销售是“纲”，只有“纲举”才能“目张”。很有可能在当时，碧桂园的产品遭遇了瓶颈，杨国强把精力放到了产品上。

　　财务，或者叫金融，在杨国强的眼中，还是一个辅助的角色，主要任务就是多弄点儿钱来，好让我买地。

　　5）更懂人性，结果导向。

　　吴建斌曾极力向杨国强建议实施股权激励，但杨国强根本不感兴趣。为什么？杨国强在纸上写了两个字：自私。

　　杨国强认为，股权激励相当于让高管吃大锅饭，而且因为只有高管可以拿到，反而会引起其他人的不平衡，结果反倒是得不偿失。

　　杨国强更喜欢“打土豪，分田地”这样更直接、更结果导向的激励方式。

　　杨国强看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果。有一次朱荣斌对他说，碧桂园在某个省一直没拿到地，是因为负责拿地的人在官员面前连话都说不清。杨国强马上“面露杀气”：那就统统下岗吧！搞得朱荣斌都惊了。

　　杨国强信奉的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论。表面上他是慈祥的，实际上他是冷酷的。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碧桂园近两年来的高速发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杨国强抄对了2014年的大底；二是吴建斌从资本市场搞来了几百亿元的“弹药”；三是碧桂园模式在三四五六线城市的确很work；四是杨国强释放了人性的潜力，建立了超强的执行力。来源：小城镇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