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学家严恺1988年初夏，地处长江之滨的江阴市想搞一个港口，建几个码头，在改革开放中一显身手。他们登门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恺教授为这个重大决策进行科学论证。这位大名鼎鼎的水利专家一听就爽快地答应下来，他与几名专家一连去了两次，认认真真搞勘察、选港址、作规划。

　　深受感动的江阴人只能把感激之情表现在餐桌上。第一天，严老望望餐桌，皱着眉头拿了两个馒头，夹几筷菜独自回了宿舍。主办者想：“是不是大专家吃惯了高级筵席，看不上我们这里的玩艺儿？”于是第二天的菜更上了一层楼。哪知严老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而且打天窗说亮话：“钱要用在刀刃上，哪能为吃喝一掷千金！”主办者这才恍然大悟。

　　严老一行临走时市里送来了礼品，可严老一改常态，竟拒人于千里之外。江阴的同志又把礼品送上门去。这可把严老气坏了：“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说不要就不要。谈工作，可以；送礼，马上就走！”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商品经济的浪潮冲出着每个人道德的、心灵的、“堤坝”，人人都面临严峻考验。“堤坝”发出碎裂声响者有之，“堤坝”轰然倒塌者有之。而严恺教授的“堤坝”却“我自岿然不动”──他不愧是中国人坝委员会主席。

　　严恺教授奉献给长江的最优美的抒情曲在长江中游。

　　1970年，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上马，严老担任工程技术委员会顾问。

　　1973年，基辛格访华，在中美建交紧张谈判的间隙，周总理向基辛格发出了一个试探性的友好动议：派一个水利考察组到美国。言者有心，听者有意。由严老担任组长的考察组迅速成行。

　　考察组成员的视觉、听觉集中在以下一系列问题上：船闸的规模、布置与通航条件、闸门与启闭机、水利枢纽的航道淤积、溢洪道闸门与消能防冲、鱼道、大坝导流截流……他们充分吸取国外在大型水利工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然后运用自己的学识，提出了解决葛洲坝工程有关难题的方案。1981年，当葛洲坝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奖时，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给严老颁发了奖金，并专函致谢。

　　昂首矗立的葛洲坝，成了年轻的共和国雕塑于长江之上的一大景观；然而，葛洲坝工程不过是三峡配套工程中的一环。

　　对于三峡工程，严恺急──三峡工程成了他有生之年未竟之业中梦绕魂牵的最重要一项。他参加了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全过程，是工程上马的积极主战派。

　　作为三峡工程航运与泥沙、生态与环境两个专题预审专家组成员，他与专家同行为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992年九十月间，严恺教授凭借他在国际水利界的威望，再次访美，介绍长江三峡工程，为消除误解奔走呼号，为引进外资，牵线搭桥。

　　作为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顾问，严老多次赴三峡工地参与技术及其审查工作。

　　他终于看到自己多年夙愿已经步出蓝图，正在变成现实。

　　1991年农历大年初一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登载着严恺教授《羊年春节寄语海外学子》一文。他在文章中说：“五十多年前我在欧洲留学……那时我在国外的心情，你们现在恐怕很难想像。一方面对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到处受到歧视，日子很不好过。好不容易完成学业回国，想为国家献出自己绵薄之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真是困难重重，几无再武之地……”

　　1936年夏，在柏林举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正在进行。看台上，在荷兰留学、利用暑假到柏林学习德语的青年学子严恺如同掉在冰窖里。参赛的中国代表团人数倒也不少，一百多号人，可上赛场，就全军覆没！能怪运动员吗？国弱民也弱！一位看客注意到这位青年人，问道：“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看你像日本。”那位看客的“抬举”深深刺伤了严恺。他的脸憋得通红：“不，我是中国人！”说罢愤然离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