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读后感：

　　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以成都常见的街头茶馆为切入点，试图说明茶馆作为当地人的一个公共空间的存在，再现20世纪前50年成都人民的公共生活，通过地方政府与茶馆产生的联系，最终探讨国家权力是怎样渗透进地方社会的。这本书内容丰富，想要证明的观点不只一个，以上只是我这篇读后感想要引用的观点之一。王笛描述了在茶馆中产生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进茶馆的人在全城人口的占比大和当地人在茶馆每天花费的时间多说明茶馆是成都地方文化中必要的存在，把茶馆作为地方文化、地方社会的代表；地方政府则代表了国家权力。在国家权力渗透进地方社会的过程中，让我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地方精英与地方民众的关系，这一部分在书中描写少，主要涉及到第一部“茶馆与社会”的内容。

　　一、地方精英与地方民众

　　精英的范围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地方精英、改良精英、袍哥；而民众则是经常出入茶馆的茶客、茶倌、经营茶馆者以及其他依靠茶馆从事小生意的人，其中包含了妇女。地方政府中的地方官员并未纳入作者所说的精英范畴，他们是国家权力在地方政府上的代理人，既非反对茶馆的精英，也非与茶馆有关联的民众。精英中的地方精英强烈批判成都人坐茶馆，认为民众花大量时间消磨在茶馆中，阻碍社会的进步；改良精英则是与社会的风潮紧密联系支持社会改良的人物，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承认了茶馆的积极作用，认为茶馆也为当地民众提供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与当地悠闲的文化传统相匹配，这部分以外地人为主，他们这群人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同地方精英一样反对民众的茶馆生活；袍哥是那些在地方社会上有一定话语权的江湖人士，他们依靠暴力和江湖规矩获得话语权，如在茶馆中“讲茶”时请袍哥作为见证人断是非。

　　我想梳理的是书中地方精英和地方民众的关系。地方精英常常是地方知识分子、地方媒体，地方精英的“地方”在这里只是对于他们所处空间的界定，所以地方精英在以下的梳理中也包含了作者所说的改良精英。地方精英非政府官员，但他们依靠政府权威，得到政府的支持，掌握绝对的话语霸权。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是在地方政府的掌控之外（如前提到的“讲茶”），政府颁布一系列规章制度企图控制茶馆生活，使茶馆正式纳入国家权力的轨道，地方精英此时往往代表地方政府对地方民众起舆论导向的作用，至于民众的反应如何地方精英也无法控制。地方精英虽然获得政府支持，但也仅仅是他们的主张与政府需求一致时，他们本身非政府官员，在某些时刻与地方政府发声一致也是因为他们要满足自身的需求，可能是出于知识分子的情怀，也可能是认为茶馆的存在妨碍了自身的生活。

　　获得地方政府支持的地方精英同地方民众相比他们的优势在于掌握了话语霸权，围绕茶馆展开的日常生活中国家权力——地方政府——地方精英相对地方民众占了上风，处于有利的主导地位，但是他们在应对茶馆的多种事件中并没有获得绝对胜利，正如作者的观点：国家权力没能完全改变地方社会，但是地方社会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中仍然被国家权力给渗透改造。在二十世纪初期，无论是地方精英还是改良精英认为茶馆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地方政府则一直希望取缔茶馆，但是茶馆历经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社会混乱在五十年的时间里生存下来了并在后来几十年间一直存在于地方文化中，这是精英们在初期的争论中未曾想到的。但茶馆一直处于地方政府的控制下，必须实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限制茶馆经营的规章。地方民众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生活便利在相对弱势的情形下支持茶馆的存在，茶馆为很多民众提供了生存的需要，如依托茶馆从事买卖、服务的人，已有的谋生方式在不太稳定的社会情形下至少对民众是较为便利和熟悉的。在复杂的社会情形中一些茶馆也倒闭了，但依托茶馆生存的人还是努力保住茶馆，与社会各方势力周旋，那些依托茶馆消磨日常生活的人则并没有多少理会地方精英的舆论导向。在国家权力的改造、地方精英的舆论优势面前，弱势的地方群众不能直接与之对抗，而是采用种种迂回的方式一方面响应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的号召，一方面保住自身的生存，如代表茶馆经营者团体利益的公会和代表茶馆工人团体利益的工会与地方政府进行的妥协与抗争。在获得地方政府支持的地方精英与努力维持往常生活的地方民众的这种对立和相对和谐的状态中，谁也没有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双方形成一种了博弈的状态。

　　批判茶馆生活的地方精英没有实权，仅仅是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政府的主张形成看似强大的话语阵营，从他们自身来说反对茶馆的存在可能是基于二十世纪初期对国家救亡图存的需求，类似于民间文学的发端者为了改良社会风气唤醒民众而到处搜集民间文学。而依托茶馆生存与生活的民众则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的生存。地方精英与地方民众的博弈都是基于生存，前者是希冀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后者是考虑自身的生存，至少从书中看我认为是这样。这反映了精英与民众话语权的不对等，精英与民众的生活落差，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差异。我想在以下仅仅梳理书中部分关于地方精英与地方民众博弈的具体情形：如对民众在茶馆中进行的娱乐活动的博弈，妇女进入茶馆的博弈。

　　二、围绕茶馆展开的部分博弈

　　“在晚清，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精英力图改良和控制公共娱乐；在民初，新政府发布更多的限制地方戏的政策。”地方政府力图将茶馆纳入正规的社会秩序当中，颁布各种对茶馆的管理规章，试图严密地控制在茶馆中发生的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时在政府的支持下地方精英对茶馆戏剧进行改写，把传统的戏曲改为包含“新的”、“积极的”、“进步的”情节的戏曲，把他们的政治主张灌输到表演的节目中，达到教化群众的目的。精英的这种努力对群众的教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群众不都喜欢看这种改良过后的新戏，仍是喜欢精英和政府不希望看到的“老戏曲”，这时茶馆和演出艺人为了维持生意，吸引顾客前来，也会突破政府和精英设置的限制，并不认真遵守规章，背地里仍然演唱老戏曲。茶馆为了生意同时又不引起政府注意总是想办法与政府周旋，政府拥有干预茶馆娱乐生活的权力，但茶馆为了生存也有其应对的策略。而进入茶馆的民众并不关心政府和精英对茶馆的改良主张，只希望维持同往常一样的娱乐生活，如果茶馆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就寻找别的茶馆。

　　20世纪初，成都的中上层妇女获准进入茶馆，她们进入茶馆中的戏园听戏，此前允许进入茶馆的是年纪较大的妇女和社会中的下层妇女。妇女进入茶馆后，在与男客分开的公共空间独处。她们进入茶馆引发了其他民众的好奇心，吸引更多的民众进入茶馆，茶馆的生意也因此更好。同时受到西方影响的改良精英在面对妇女进入公共空间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很保守，他们在报纸上发文表示妇女进入茶馆的种种弊端，号召妇女不要进入茶馆，不要受到社会的坏影响，同时执法警察就妇女进入茶馆对茶馆进行调查。抗战时期，从外地避难的人大量涌入成都，这时许多妇女开始在茶馆中谋生，做“女茶房”。她们进入茶馆为茶馆经营者带来了更好的生意，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允许妇女进入公共空间工作，地方精英在报纸上对她们的批评颇多，认为她们进入茶馆工作会导致她们道德沦丧。这种风气之下，地方政府对女茶房也颁布了很多限制的规章。在严苛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数女茶房不得不回归家庭。

　　虽然本文试图梳理地方精英和地方民众的关系，但这部分在书中涉及的内容少，对于书中与这部分相关的内容我产生了一些疑惑。作者在书中运用微观史观通过关注小人物在几十年中围绕茶馆展开的日常生活来向人们重现区别于帝王史观下的历史，他把茶馆作为观察社会一个的微观角度，通过查找档案馆中有关茶馆的资料、过去的新闻报道以及作家的描写尽可能多地向读者证明国家权力对近代地方社会的渗透是如何借助当时闭塞偏远的成都茶馆表现出来的。正如作者在第一章写道：“本书实际上是通过研究茶馆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其贯穿始终的主要观点是：在20世纪前半叶，坚韧的地方文化和习惯不断反抗西化的冲击，拒绝现代化所造成的文化同一模式，抵制国家权力的日益渗入，而这种国家权力的渗入并日益加强的过程，贯穿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众公共生活之中，即国家越来越直接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这句话我产生了一个问题：作者运用微观史观以小见大通过描述成都的茶馆生活想要反映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变迁，我的问题是成都的茶馆变化反应出的地方社会的变化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的变化吗？成都的代表性在哪儿？在国家权力渗透进地方社会这个问题当中成都这个地方社会和整个中国的联系在哪儿？是否可以对成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进行一些详细的阐述？

　　作者写书内容详实，观察角度多样，通过不同的角度都在试图说明茶馆是一个公共空间，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怎样利用茶馆渗透进地方社会。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则有当地的地方精英，他们总是试图取缔规范茶馆。可是书中也提到茶馆容纳社会三教九流、不同阶层的人，并非只是下层群众的聚集地，茶馆也有档次高低，不同阶层的人会选择不同的茶馆进行消遣，但其中因为娱乐等原因也没有绝对的分野，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为了听评书也不得不到低级茶馆。那些反对茶馆生活的精英也可能是茶馆的常客，那是否与他们反对茶馆相矛盾，还是作者所说的反对茶馆的地方精英与去茶馆的精英并非同一拨人，作者在书中对精英的界定是否不太明了？

　　纵观全书，作者以茶馆作为切入点时，已经预设了一个结论，即国家权力必定通过茶馆渗透进地方社会，这是一种结论导向式的分析，所有搜罗到的资料都尽可能地用来说明这个结论，跟着作者的逻辑能发现其合理性，但个人对一些问题也产生了疑惑，认为作者在某些概念的界定上并没有说明白。因为对本书阅读次数有限，再加上个人阅读量少，对以上的问题还不能解答，相信随着阅读次数的增加和阅读量的提高，可能发现以上问题全因为个人读书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