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会计简史》有感3000字最近因防控公共卫生事件，春节假期无外出，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度假，不给D和ZF添乱。这才得空看看平时无暇阅读的书籍。

　　因工作需要，平时会接触一些会计方面的内容。但看了国内编写者编撰的会计书籍，我感觉普遍存在这么几点的毛病：

　　一是啰嗦，不懂得简练。比如说“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金融资产”，完全可以简称为“公综金资”，以利于节省篇幅和理解，但就是不使用简称，而反复啰嗦地表述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金融资产”。

　　二是英译汉的特色十分浓厚，存在大量不符合汉语言语法的语句。而且，标点符号使用极其不规范。

　　三是很少使用数学表达式，导致理解困难，有的还出现歧义。比如：“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的公允价值之和与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起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和商誉之和的差额”，读起来，是不是很费劲？如果改用数学表达式，表述为：“Σ（处置对价+剩余股权公允价值）vsΣ（按原股比计算应享有原子公司自购买日起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商誉）=Diff”，是不是让读者理解起来就不那么费劲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会计简史》，作者是美国人托马斯·金，译者是周华教授、吴晶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英文原著出版于2006年。

　　这本书篇幅不大，共分15章，以20世纪以来会计领域最具争议的若干重点问题为线索，讲述了一些重要会计规则的来龙去脉，包括所得税会计、通货膨胀会计、无形资产的核算、股票期权、会计信息披露等。作者侧重于讲述财务会计学科发展的史实与理论，也涉及一些税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等分支。

　　作者以通俗易懂的风格讲述了会计理论和会计规则演化的社会背景（主要是来自于经济实践需要、国家税收目的、雇员与管理层、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揭示了美国国情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会计发展的深刻影响，帮助读者理解复杂的会计准则体系。

　　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目的是帮助读者理解“复杂”的会计准则体系。我当然赞同，并且从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收获。不过，我向来认为，会计及会计准则是复杂，但主要是因为语言文字表述太啰嗦造成的，假使能化繁为简，其实并不复杂。

　　（1）关于存货计价方法

　　国内书籍通常不会介绍“后进先出法（LIFO）”，但不说为什么不能使用该方法，也不说世界上有其他国家在用这个方法，特别是我们学习的对象---美国也在用。在《会计简史》这本书中，你会看到，LIFO不是不能用，但是有条件限制。

　　作者在第3章《所得税会计》中说：“先进先出法（FIFO）和LIFO都是基于成本流转假设，与生产过程中的实物流转无关，但是，存在多种存货计价政策，赋予了管理层调解应纳税所得额的机会：以FIFO计量，会计利润和留存存货成本均较高；但在LIFO之下，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均会被低估，留存存货成本也较低，并能产生相应的纳税递延”。

　　作者总结：物价上升时，FIFO能提高报告盈余，而LIFO能递延纳税义务、减少现金流出。理想的方案就是，按照FIFO编制对外财报，按照LIFO进行纳税申报。但在实践中，这样的理想方案实施难度较大，因为这体现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目标差异，两者很难协调。

　　读了这章，你会得出结论：后进先出法，不是不能用，而是有它特定的使用条件和环境、行业限制（金属、汽车、石油等行业应用普遍，电子通信、技术领先的科技型企业、存货周转快的企业基本不用），而且主要是企业出于对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利益的衡量；市面上一些有着靓丽业绩财报的公司，业绩可能未必有那么靓丽---部分业绩贡献有可能来自于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并有目的地放弃了纳税递延利益）。现实生活中，不乏有企业通过大量交税来粉饰业绩，即所谓的“税收业绩”。

　　作者在第6章《会计标准的建立》中，讲述了债务重组的问题。债务重组降低了实际利息率和贷款价值，对于债权人---银行来说，若因此而确认贷款减值损失，则所有者权益会相应减少，根据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这将损害银行的放贷能力，并抑制经济活力（银行惜贷会抑制经济活力，这倒是真有可能）。

　　经过美国银行界与当时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反复讨价还价，最后出台了“平衡各方利益”的第15号准则《债权债务人对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该准则不要求银行强制确认债务重组损失。但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样的规则又带来新问题：允许银行递延确认债务重组损失，为银行隐藏坏账提供了便利，并间接导致1980年代的储贷危机。可见，不合理的会计准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至于作者在后续章节中提到的历史成本法、职工薪酬、股票期权、养老年金、金融工具、会计盈余、公允价值的会计处理规则，以及作者以诙谐的口吻讲述“其他综合收益”---这是一个玩具箱，只要说不清道不明就往这里边塞，就一切万事大吉等等，都鲜明地体现了“平衡各方利益”的特征，在此不一一引文赘述。

　　（3）关于权益结合法（Pooling）

　　这个会计处理方法，在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里，主要是长期股权投资准则中涉及的确认合并对价的方法（也涉及企业合并准、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但在这本书中，作者是把它放在第10章《无形资产》中。作者写到：

　　众所周知，无形资产核算的关键，在于保证资产计价的可靠性，商誉是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那么：“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将（无形资产）巨额研发支出费用化？”

　　作者充满幽默地为读者解谜：“这是因为，管理层存在弹力加载（Spring-loading）的盈余管理行为，即：通过在当期一次性确认费用，压低当期会计利润，避免在未来期间摊销资本化的支出，从而为完成并购以后的利润增长做准备。”---哦，原来如此！一切为了管理层自己的业绩考核和业绩增长考核！

　　读到这，我哈哈一笑。不禁联想到在国内经常听到的“要积极主动做好市值管理”、“XX上市公司大幅计提商誉减值、业绩翻脸、股民怒斥”的新闻故事，隐约感到：我们的会计准则中所高调坚持的权益结合法，恐怕有大问题，并不是像国内很多会计书籍上写的那么有百利而无一害了！

　　果然，作者立刻就进入到对“权益结合法”的剖析中来：

　　“与购买法相比，权益结合法有以下特征：（i）合并利润表包括参与合并各方当期期初至会计期末所发生的的所有损益；（ii）合并收入和合并利润的金额，相对更高（即使合并事项发生在年末的12月31日，合并利润表仍然会涵盖合并当年的全年收入、费用）；（iii）不改变资产的计价，不影响合并后折旧费用。”

　　读到这，读者得出结论不难：购买法、权益法都不会引发现金流变化，但是，权益结合法会帮助企业（确切地说，是帮助企业管理层）实现“利润高涨”。因此，权益结合法对于投资者而言，具有严重的误导性。

　　作者引用纽约城市大学柏鲁克学院教授亚伯拉罕·布里洛夫在著名的批判性论文---《肮脏的权益结合法》一文中的名言：“会计报表就像是比基尼，尽管对外展示的部分很有趣，但掩盖的部分才是关键”，再次辛辣地讽刺了权益结合法。

　　事实上，在美国企业界可以使用权益结合法的时代，准则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为这种方法设置了许多限制条件：两家企业规模要相当，业务要一致或基本一致，等等。但是，在华尔街那帮子“极富创造力”的“聪明的银行家”们的“不懈努力下”，往往通过精心安排合并时间、调进调出业务、调整交易结构来迎合准则，从而绕过准则的限制，制造了虚假的繁荣。

　　此外，在权益结合法下，由于合并方的管理层往往比被合并方更迫切地希望获得权益结合法下所带来的“利润高涨”的业绩，反倒帮助被合并方借此提高了在并购交易中的议价能力，事实上推高了并购交易成本。

　　到2000年底，权益结合法在美国企业界和会计准则界终于寿终正寝，不再使用。

　　读完《会计简史》，使人产生一种对现有会计准则极具讽刺的喜剧感。不禁让人深思：会计准则及会计信息披露的初衷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管理层的利益，而利用准则制造出并不存在的“会计利润”；还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确保企业经营现金流得到客观反映？

　　这恐怕就是经济学上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二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困境在会计学科领域的真实写照吧。作者：杨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