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的变革》读后感心得体会：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农村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是学者阎云翔以东北下岬村为调查对象，进而深入地对中国近代以来农村情感生活、亲属关系等私人世界的发展与变迁做出探究。本书作者阎云翔以农村民族志的调查研究方法，经过了人类学的有素训练之后回到了自己曾经做过七年农民的农村，开启了十余年的调查研究。2005年，《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农村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获得了“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本书不仅涉及了包括社会关系、家庭财产、赡养老人等方面的公共议题，还展现了包括计划生育、风流韵事、性等在内私人领域的隐私问题。学者阎云翔将我们或许不是那么了解的乡村生活的变迁展现在了我们眼前，在社会改造以及非集体化运动之后，农村生活从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对下岬村的调查结束后，阎云翔每年都会回到村子里去探访，他说：“我每次回去基本都会是一种很沮丧的状态，因为发现我们当初的结论是正确的，而且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书中的很多现象不仅如今在农村社会中存在，同时也在城市中存在。

　　作者自身的经历也可用跌宕起伏来形容，因为家庭成分被误判为“资本家”，他被下放到山东农村的家中之后流浪到下岬村务农7年。之前只上到小学五年级的他，经过半年刻苦的复习，1978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赴美国留学。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曾这样评价：“如果不是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很难设想阎云翔的山东老家与美国、下岬村与哈佛大学、流浪汉与列文森奖获得者会有什么联系。因为要追寻一部文化人类学典范文本的产生轨迹，我们便不能不注意这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素的内在逻辑。”如今社会关注的更多是农业建设和农村发展的问题，而阎云翔自身的这些经历也使他更关注社会可能并不怎么关注的农民本身的问题。

　　关于“择偶”一词，下岬村的村民有三种说法，分别是：对于男人来说是“说媳妇”，对于女人来说是“找婆家”，以及90年代流行的“找对象”。“说”和“找”其中都展现了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是以父母为主，父母包办，替儿女来决定婚姻大事。而“找对象”的说法，更多的体现出了年轻人的自主性，不再是以父母的观点为准绳。关于“择偶”一词的说法的变迁，逐渐的展现出了农村青年男女在婚姻中的主体性，以及渴望独立于父母、对爱情的向往。在如今的农村还有没有父母包办的婚姻，我相信是有的。别说农村，就连现代化程度加快的城市中仍有父母包办婚姻的存在。甚至会有这样的说法存在，一些城市年轻人会认为父母对儿子和女儿的婚姻有不同的标准与期待，儿子的婚姻中最重要是儿子喜欢，其他的条件都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而在女儿的婚姻中，父母的满意要比女儿是否真正的喜欢更重要。书中提到，许多学者简单地假定中国人对爱情不感兴趣，甚至认为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将爱情与婚姻相结合，因为中国人一般都更具集体性或社会性而缺乏个人主体性。读后感·我认为这些并非是简单假定，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例子中，是存在爱情与婚姻不能结合的状况的。大龄青年被父母永无休止的逼婚，最后可能找个差不多合适的人就行了，青年人因为找了父母并不满意的对象被迫分手从而和父母满意自己却不怎么喜欢的对象结婚，等等。

　　作者在采访到一位74岁的男性村民时，这位村民用一句话概括了村中社会的变化“爷爷变孙子，妇女上了天。”“爷爷变孙子”指的是父母对儿女权力的下降，年轻一代自主性的上升。而“妇女上了天”则是从“妇女能顶半边天”中演变而来，但却是在抱怨妇女地位的巨大改变。“妇女上了天”这句话中暗含着讽刺，妇女地位的提高用上了天来形容，女性地位的提升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却在抱怨这样的进步，其中表现出了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地位提升的恐惧。其中女性地位的提升也存在着一个问题，这里的提升指的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家庭中的地位提升，将女性限制在了私人生活领域中，不管女性愿不愿意脱离社会生活，只要结婚成家后，就要遵循母职、妻职的本性退出社会生活，脱离竞争的社会，全心全意为家庭服务，家庭事务事无巨细。使得结婚后的女性，与家庭、丈夫、孩子捆绑在一起，使女性的身份局限于妻子、母亲、女儿（儿媳）的身份中去。

　　就像作者阎云翔在本书末尾所说的那样，中国式的个性发展和家庭现代化显然还有许多关键的问题有待探讨。作者：王紫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