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都写日记，但风格迥然不同，这和他们的性格、主张以及记述的年代都有关系。

　　父亲的日记越写越简单，简单到居然一日下来就剩下“理发”二字。这当然和他的情绪，和他记述的那个越来越左的年代有关。想想，他也真聪明，是无奈中的一点儿智慧吧。

　　母亲开始记日记很晚，现在查到的，最早也不过始自1982年。

　　细细一想，颇有道理。自从1978年起，她开始逐渐忙起来。这时她已经73岁了。找她来写字画画的人与日俱增。她好客，待人热情，而且心地善良，是个慈祥老人，招来一大帮朋友，谈天说地，办这做那，每天都高朋满座。她有求必应，来者不拒。一来二去，便滋生了记日记的念头。头绪太多啊，必须一一记下来。

　　她去世之后，姐妹们在她抽屉里找到了不少她的日记，居然装了整整一手提袋，沉得很。

　　我断断续续地翻着看看。

　　母亲的日记，头一个功能是充当她的工作日志：一天画了多少画，画的是什么，给谁画的，写了多少匾，题了多少字，是中堂，是题签，是贺寿词，是挽词，写了多少诗，是七言，是五言，是词，写了多少信，写给谁，见了多少客人，都是谁，出席了多少会议，看了什么画展，等等等等，非常详尽，真忙啊。

　　她常常一日之内把诸多事情列成一、二、三、四、五，分头叙述，有时竟列到十以上。她可是个七十多、八十多、九十多的老妇人！

　　从她写到的人名看，几乎文艺界各方名流都能在日记中找到，许多人是到家里来看她，也有很多时候是向她求字求画的。难怪许多朋友手中至今还收藏着她的字画。

　　她的日记的另一大价值，是将她的诗作记录下来一部分，其中不乏写得很有感情，而且颇有功底的。有一本日记中居然记录了206首她的诗。

　　有一年，旅居台湾的老友台静农先生寄条幅赠诗给她，她有感而发，特书《怀老友》诗一首作答：

　　匆匆别去忽经年，有喜重逢海角边。

　　尔我遭时同作客，弟兄把臂各随缘。

　　遥瞻两岸家何远，近忆陪都梦自牵。

　　世处人情各不同，半窗风雨泪烛前。

　　母亲86岁那年，逢父亲92岁生日，她有一首诗，记在日记中，也感人泪下：

　　识苦含辛八六年，此身难得一日闲，齐鲁年年惊鼙鼓，巴蜀夜夜对愁眠。

　　几度团圆聚又散，首都重逢艳陽天，伤心阴霾永隔世，湖底竭时泪涟涟。

　　由这些诗中可以看出母亲是个感情丰富而细腻的人，她恋家，重亲情，重友谊，挺过了一生的坎坷，到了晚年，遣忆一生，常常感慨不已，诗句便“流”了出来，随时随地。

　　母亲的日记，记着记着，突然蹦出我的名字，着实让我吓一跳。我平常白天在家的时候很少，自己忙自己的，每天晚上陪她吃吃晚饭而已，交流机会实际并不多，和她接触的时间比起姐妹和妻子来要少得多。怎么在她的日记中会有我的事呢？

　　当我们全家离开旧居平房，分别搬入各自的楼房宿舍时，我们征求母亲的意见：“您愿意和哪位儿女过呢？”她轻轻说了一句：“就跟你吧。”这样，直至去世，我这一家和她又一起生活了12年。

　　在这12年的日记中，她多次记录了我的行踪，譬如：“乙已去密云开会”（1990年早乙六时许回京，先开四天冰心学术会，带来水仙一筐，大号的头，并有大柚子一个，桂圆一大包，鱿鱼一大包，大蜜柑十个“1990年小雨，乙参观潭柘寺、戒台寺等处”（1992年乙在国子监讲演“1992年乙照了许多四川、山东照片，但旧房全拆，抗战痕迹皆无，留大人物故居不多，北碚故居匾仍挂着，但没有前门”（1993年），等等。

　　儿子每次远游，老人总是牵挂着。儿子回来了，老人放心了，跟着记述一些见闻。

　　平平常常的事，但此时此刻，翻阅着她的记录，心里便不再平静。

　　小时候，在重庆北碚，看见过天上有老鹰飞过来的时候，一大群小雏鸡怎样钻到母鸡的翅膀底下躲起来，当时便觉得鸡妈妈真好，它的翼下毛茸一茸的，肯定又软又暖，非常安全，完全可以无忧无虑。

　　不知怎么搞的，看了母亲的日记，突然想起了鸡妈妈和猫妈妈，仿佛自己成了那些小雏鸡和睁不开眼的小猫咪。

　　或许，在母亲的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长不大，别管事实上他已经五十多岁还是六十多岁。孩子自己倒不察觉，可是母亲老偷偷地惦记着你，不管你走到哪儿，她的心便跟你走到哪儿。不信，有她的日记为证。

　　天下的母爱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

　　我终于明白；所谓一点一滴的母爱，实际上就是一次次的揪心，一次次的惦记，或者一次次的不安。无数次的揪心、惦记和不安便汇成了两个伟大的字眼——母爱。

　　母爱永远是无声的，没有任何宣言，默默的，甘心情愿的，甚至让人不能察觉的，悄悄的，因为母爱根本不要回报，永远是单向的。

　　我在母亲日记里就读到一些微小而细碎的事，是她主动为我做的，或者是她特意记下来的，譬如1992年9月24日她写道：“为乙去浇花”，在此之前，8月16日，我过生日，她找出一张“文革”时她画的画，写道：“乙生日找出《猪圈多产丰收》祝寿”（我属猪），在这之后，同年12月13日日记里有这么一段：“中午乙做头天剩的青菜，做面条，爆羊肉。”

　　这样的记载，令我不光感动，简直有些吃惊了。

　　我发现她还有这样的记载，如1993年1月17日：“舒乙越来越主观。”1993年5月1日：“得知乙心脏忽然不适，劝其戒酒少紧张。”

　　在家里，我说话常常不把门，有话直说，不会拐弯，对老人也间或有顶撞，无意中伤了她的心，她宁肯默默地写在日记中，少少的7个字，却也并不渲染。

　　这就是母亲的涵养和作风，对她来说，也许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孩子永远是孩子。

　　回想刚到四川的时候，我只有8岁，因水土不服，得了一身叫“天疱疮”的水疱，流脓不止。母亲天天带我去医院里换药，那里有一位叫刘燕公的外科大夫，医术很高明，说刚由国外传来一种疗法，由亲人身上抽血，再注射给患病者，增加病人身体的免疫力，或许能有救。母亲自告奋勇，说就抽她的血吧。可是，等往我身上注射的时候，因我的小胳膊太细，找血管困难，弄了大半天也打不进去。我大哭不止。母亲自己竟难过得落下泪来。

　　她落泪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

　　我仿佛找到了母亲日记的源头：大爱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