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板上的猪”饭局上，雕花红木餐桌上围坐的八九个人都身体前倾，向着主宾的方向微笑。主宾是一位50岁左右的干部，靠在椅背上，声音雄浑、滔滔不绝。突然之间，他把目光转向了一个30多岁身材矮胖的人，矮胖子马上凑上去摇头倾听，孰料是劈头盖脸的冷雨：“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懂！胡来！有你这么做事儿的吗！……”矮胖子略一错愕，随即一边摇头，一边笑着说，“您指斥得对！是，是！我自罚一杯。”

　　李青山坐在矮胖子的旁边，不自然地盯着自己的餐盘，冒充吃饭。这一桌，跟他一样，大多数都是企业家。马上有人活跃气氛讲了个笑话，一切像是平静的湖面上荡起了一丝涟漪，什么都没发生。

　　“我也装过。”作为一个商人，李青山绝不掩饰。“但是和小姑娘买个LV拎出去炫耀可不一样，她们是为了面子，我们是为了办事。而且有时候没得选择。”

　　上个月，他请一个“衙门里的人”吃饭。一般而言，主宾会定地点，但请“衙门里的人”吃饭，自有一套端正。有的人比较敏感，会指定吃饭的场所。“不知道出于安全大概别的什么目的”，总之，李青山按要求把车开到了北京郊外的一个茶庄。不过是仿古的中式修建，装饰很一般。一进包厢的门，他并不急着让官员坐主宾的位置，而是调查那个主宾的位置是否对着门开的方向，“他们不会坐到门开后一眼就能被看得到的位置。我并不是来行贿的，但是现在官员和商人一接触就很敏感，大家都得懂事点儿。”

　　落座，李青山小心翼翼顺着对方的话说，但又不能太刻意。“擅长的领域就多说几句，不擅长的就听，千万不要自顾自个儿开心，时候关注对方的反应。一般不会在餐桌上谈什么业务上的东西，不过是熟悉下人面，让人家记得有你这么个人。”

　　点菜单上来后，李青山这才看出这个茶庄有些不一般。越往后看，越不淡定了。他算是见过市面的人，但是这一刻，一股无名火滋滋地燎着他的心。以酒水为例，一扎木瓜汁，倒出来两个玻璃杯的量。普通餐厅卖60到120元，高档餐厅卖200到300元，这里的价格是一扎980元。他自带了一箱拉菲，服务员说每瓶加收百分之十五的开瓶费，一瓶拉菲的市面代价以2万元盘算，开了4瓶，开瓶费要收一万二。“此刻，就当我是一头案板上的猪”。

　　生气是免不了的，“我的钱可不是大风刮来的，是辛苦赚来的，这摆明了就是玩我，宰猪呢！”但打狗还得看主人，他摸不清这家茶庄和眼前这个官人的干系。抬起头来，一副淡定的微笑，他对服务员说，“行啊，怎么收费按你们端正来。”

　　这顿饭花了7万元。宾主相谈甚欢，执手相送。直到他上了自己的车，那张笑了一个多小时的脸才耷拉下来，狠狠地从兜里甩出一包烟，拿了一根，狠狠吸了一口，又狠狠地吐出来，像是这样才能把积攒的恶气给发泄出来。

　　“我真不是求他办什么具体的事。你知道我们公司的业务要和多少个部门打交道吗？需要盖多少个章？受多少个有关部门搜检吗？公司小的时候担忧做不大，业务做大了更担忧，不知道哪一环不得体就会卡住。我这是广结善缘啊。”他叹了口气。

　　“联想”柳传志也“装”过

　　李青山绝不是最委屈的人，连开头提到的那个矮胖子也不算。现在，提起企业家的称呼，不见得有多高贵，原罪论、炫富说等词汇就像泥巴一样粘在他们的脚底，怎么也洗不干净。

　　李青山不爱抱怨，起码现在政府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承认他们在减缓就业、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主要作用。“和老一辈比起来，我能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个商人。”

　　但跟国有企业、政府官员站在一路，李青山仍然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央企定义自己是国家长子，政府官员更妥当长辈敬着。”有时候，李青山开玩笑，搞民营企业的，就是那个庶出的孩子，有地位没有？有！地位多高？得看人眼色。

　　他到过世界许多国家，看到当地相助同伴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很不习惯”。一次在欧洲，一个政府部门官员来企业，走时临近午饭时间，企业竟然也没虚心，就让对方这么走了。

　　“他们社会发展阶段和中国不同，市场经济比较充分。企业发展靠法来范例制约，靠市场机制优胜劣汰，而不靠人。不需要讨好谁，比较轻松。”他说。

　　“而在中国这种情况下谁能不装？你说柳传志有没有装孙子的时候？”他反问道，“比起他们，最早一辈下海经商的企业家，我们装的痛苦程度可能还不及他们。”

　　这个一手创建“联想”的企业家，在最初的时候，也迫不得已“装孙子”。《联想风云》里面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柳传志和王柯一同来到“中仪”公司。这两人一个想卖电脑，一个想买电脑，而且是用自己的钱，现在却要低声下气地请求第三者“中仪”批准。因为政策原因，“中仪”掌握着买家的购买指标。

　　“中仪”的工作人员是个小伙子，满脸不屑，一口京腔，瞪着垂手而立的柳传志问：“你到底是外商依然中国人？要不你就是代理吧？”

　　“对啊，我就是代理。”柳陪笑道。

　　“代理就是外商。出去！我这个楼不能让外商出去，你给我出去！”众目睽睽之下，柳传志灰溜溜地退出门外，站在屋檐下大口喘气。

　　多年后，想到事先的情景，柳传志仍影象犹新。“我实在受不了，”柳传志说，“这对我来说是很屈辱的一件事。事先我已四十几岁了，当着那么多人……在科学院时哪里受过这个？”

　　那是个靠批文、指标做生意的时代，商人的自尊在打算经济的体制下细微得如同一棵小草。

　　现在的商业大佬们，不但自己要常常装，也碰到过许多装的人。冯仑曾报告了一个“感觉不太好”的学先进故事。

　　“海南泡沫最鼎盛时期也是信任公司最红火的日子。信任公司的老总是事先最有钱的。比如海南港澳信任投资公司，那是事先最有名的信任公司之一，牛到什么程度呢，所有人都找他们，排着队想晤面，就是见不到老板。我和潘石屹他们那时很年轻，有理想，要学先进。十分困难有天见到港澳信任公司旗下一个公司老总了，人家离着好几米的距离跟我们谈话。

　　那时候我们就是几个小孩，想学点生意经，跟他请教公司怎么办。他呢，说了一通，包括怎么打牌之类的。见完他出来，我们兄弟几个面面相觑，感觉不太好。”

　　当红的信任公司高层装神秘，小的创业者装谦卑装隐忍装好脾气，纵然同一个族群，在不同发展阶段，戴上的面具也不同。